董涛主编 《历史文献学绪论》
情色av
出版社 2025年8月
《历史文献学绪论》序言
历史文献学通常被认为是研究历史上有价值的历史文献的学问。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的定义均相当宽泛，一切包含知识的载体均可被视为文献，举凡书写于甲骨、青铜、竹简、木牍、砖瓦、石碑以及纸张等载体上的文献均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甚或藏之于民间、流传于民众之口的内容亦可被视为历史文献，同样应给予充分的重视。本书涉及的历史文献主要分为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以及民间文献三个部分，其中传世文献侧重比较《史记》和《汉书》的异同，而出土文献则着重介绍甲骨金文与商周史的研究、简牍学与秦汉史的推进以及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与隋唐史的学术发展。另外，民间文献以巴县档案为切入点，着重研究清代以来的重庆问题。
本书立足于情色av
博雅教育的实践，是在实践教学基础上进行的总结。博雅教育强调经典阅读，我们在指导学生阅读经典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并对历史文献学有了若干新的思考。首先，古人读书有“书不校则不能读”的说法，是说读书应注重不同版本的对照，时至今日这仍然被认为是极佳的阅读训练方式。以《史记》和《汉书》的阅读为例，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通过对照阅读来寻找异同是训练学生迅速找到历史文献学习和研究方法的有效途径。其次，如何在新出土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是历史文献学教育的重中之重。与传世文献相比，新出土文献更便于培养和训练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往往更加深刻。最后，档案、口述历史材料以及各类民间文献对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学生往往能够从民间文献中寻找到适合的论文题目，这对于学生的初步学术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基于对博雅教育体系中史学教育的思考。情色av
历史学科的发展建立在博雅教育的基础之上，学生在经过博雅学习之后再转入历史学专业学习，而如何进行通专融合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历史学的教育和教学首先侧重文献的训练，高等学校历史学基础训练中文献部分是重中之重，从历史文献选读到版本目录再到训诂校勘，文献方面的训练通常贯穿高等学校历史学教育全程。然而博雅教育强调经典阅读，学生在文献学方面的训练如何匹配经典阅读、如何将经典阅读与文学和经学的训练配合，就成了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博雅史学类教育实践过程中注意到，文献学方法的训练应当深度融合于文明经典的阅读和通史的讲述之中，例如在《史记》《诗经》《庄子》等经典的教学之中融合文本的校勘和对读，在先秦秦汉史、隋唐史以及明清史的教学之中融入甲骨金文、简牍学、敦煌和吐鲁番文献及巴县档案等新材料的研读方法等。在实践之中获取的理论和方法，往往会对学生的学术发展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本书的编写者重新材料和新思考方法，其中的核心内容除了《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还包括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以及碑刻等出土文献，以及巴县档案等民间文献。
首先，关于传世文献方面，本书侧重《史记》和《汉书》的对比研读，引导读者思考不同史家对相同史料的处理异同。研究《史记》和《汉书》异同的学问被称为“班马异同”，《史记》和《汉书》同为纪传体，但一为通史强调会通之精神，一为断代史注重书写西汉一代之历史，而且两书在时间轴上重合的部分差不多有一百多年的时间，班固在进行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了《史记》中的相关记载，这些都是讨论《史记》和《汉书》的重要基础。“班马异同”其实是一种古书阅读入门训练的方法，这种方法对初学者来说往往具有较好的效果，本书以《史记》和《汉书》对比切入引导学生研读古籍，本意也就在于此。
其次，本书涉及的出土文献主要有甲骨文、金文、简牍以及敦煌和吐鲁番文献。20 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新旧转换的关节点，对甲骨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从旧学转向新学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基于甲骨学的研究还产生了诸如“二重证据法”等新的研究范式。而且目前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继续，甲骨发现的数量仍在增长，持续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金文的研究在继承宋代和清代金石学的基础上，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的研究范式也被运用到金石学的研究中。金文资料的时代上起殷商，下迄秦汉，对于商周历史以及先秦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国维当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如今已经成为学术主流，这部教材以金文和甲骨文开篇，同时以《尚书》《左传》《国语》《史记》为基础引导学生进行先秦史的研究，强调新材料和旧材料不可偏废，同时也要注意甲骨和金文材料其实也一直在更新之中，积累与更新需要并重。
简牍材料指的主要是 20 世纪以来出土的战国秦汉竹木简牍，包括西北边塞烽燧遗址出土的零散汉晋木简，以及两湖地区的井窖、墓葬简牍。简牍材料自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简牍也在被持续发现之中。简牍材料的持续被发现，推动简牍学成为国际化的显学，对秦汉史而言，简牍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众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并反复强调用出土文献重写秦汉史的重要性。简牍之中包含具体而丰富的知识，借助这些知识可以补全战国秦汉以来的知识体系，经由这些知识人们可以对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更深入的认识。
敦煌和吐鲁番文献的发现对推进隋唐史的研究也意义重大，史料与史学的关系是这部分着重讨论的内容。可以认为，史料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往往有赖于对史料范围的不断拓展，而学术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转移要求不断开拓史料的边界，出土文献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补史、证史，而是逐渐形成诸多相互关联却又各有侧重的学术前景。应当注意到，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也不应固化为传世或出土，而应该树立“大史料”意识。所谓“大史料”意识，就是要突破传统史料概念的制约，充分发挥各类史料的独特作用，助力学术研究。另外，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出土文献研究的必经之路。“大史料”意识要求对待文献不能简单地以出土或传世为区隔，而应以更宏阔的视野来确定研究对象，在整体把握不同史料特性的基础上实现交融，进行史学分析。
最后，本书涉及的民间文献主要是巴县档案，作为国内保存规模最大的州县档案，巴县档案相关整理与研究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相关的工作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在巴县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增强重庆的主体性，充分利用巴县档案探索重庆人接受流移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方式，应对国家和实现基层自治的策略，突显重庆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历史变迁的特征，进而建构学术研究体系中的重庆模式。另外，在依托文献拓展研究边界方面，民间文献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民间文献可以被归于无意为之的直接史料，相对而言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资料。在素以史籍丰富著称的中国历史中，明代以前的大部分历史文献多是有意为之的间接史料，故而传统史家治史特别强调孤证不立，要尽可能地用不同文本类型的史料来论证同一个问题。明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因其距今时间较近，保存下来的史料众多，数量上不可估量，很多史料可称得上无意为之的直接史料，这些史料对认识明清时期的历史真实往往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总体而言，本书在博雅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尝试在博雅教育体系下对历史文献学教育进行新的思考，即深度借鉴古人文献对读的传统，并且引导学生思考各类新兴文献的价值，依托新文献发现和解决新问题。
本书五章，分别由情色av
历史学系历史文献学课程相关专任教师完成，其中第一章“甲骨文与金文”作者为张帆，第二章“简牍文献”作者为慕容浩，第三章“班马异同”作者为董涛，第四章“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作者为赵耀文，第五章“巴县档案”作者为廖涵。
